2018年0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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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大“西行之履”雕塑。(李澄 摄)

  ■记者 姜泓 王燕 

  62年前,一群胸怀大局的知识分子毅然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优越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从黄浦江畔义无反顾地奔向条件艰苦的古城西安,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

  大树西迁,葳蕤生辉。60多年来,西迁的交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自强不息,用青春和汗水建起了一所享誉国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用激情和奋斗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向科学进军  建设大西北

  “西北的人们朝夕盼望,西安的伙伴已伸出了友谊的手,我的心啊,你插上翅膀吧,刷刷地掠过滚滚的长江,飞到西北的黄土高原,告诉那里的人们,我们就要来到。”

  1955年,交通大学这棵大树已刻满59个年轮,在新中国的怀抱里也已走过6载历程。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全国展开,新中国工业有三分之一的投资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加快开发和建设大西北逐步形成热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1955年4月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白天晚上不间断。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精神。”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的史维祥教授,依然能清晰地讲述当时的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4月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通报中央的决定;4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安察看及选择校址。”

  1955年5月26日,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全校反响热烈。

  被称为“中国电机之父”的一级教授、电机系主任钟兆琳,在校务委员会上率先举手赞成西迁。时任教务长的陈大燮,第一个在校刊发表文章:“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响应这一号召。”

  时任电机系讲师的蒋大宗教授,后来成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正在清华大学为全国自动化培训班授课。得知西迁的消息,他立即和在京的其他交大教师一起联名发回响应电报,拥护西迁。

  铸造教研室主任吴之凤,积极响应西迁。还在学校组织勘察、选址的时候,他便让夫人跟着一起去考察,回来后专门让夫人配合学校做家属的说服、动员工作。

  学生们也动员起来了。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达克服困难、支持西迁的决心。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刊载在当时的交大校刊上:“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一样。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依照祖国的安排,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愉快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把我们祖国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电制53班提出了“跑西安”的倡议,建议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长跑迎接学校西迁。在随后的3个月里,有41个班级“跑到西安”,全体同学实际跑步路程累计8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机制56班、电制54班等班级学生还纷纷给校长彭康写信,表示坚决服从迁校决定,保证全班百分之百愉快地迁往西安。

  “彭康校长宣布西迁决定后,大家响应支持。支援大西北,谁若不去,感觉很丢人。”85岁的退休教授卢烈英,当时是马列教研室讲师,回首当年,依然心潮澎湃:“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想。”

  1955年 5月,正值小麦灌浆时节,彭康校长从北京直接到西安,并电请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等几位全校最有影响力的老教授、系主任奔赴西安,共同察看和商议校址问题。

  几经踏勘,他们在西安和平门外东南近郊的一片麦田上选定了校址。

  交大西迁纪念馆展放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和煦的阳光下,麦浪翻涌,彭康校长和老教授们眺望远方,憧憬着美好的愿景。

  1955年9月,西安,秋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月。刚刚雨过天晴,1000多名建筑工人便开赴工地,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施工,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建筑任务,从而保证了第一批迁校师生教学和生活用房的需要。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1956年8月10日,继一个月前张鸿副教务长等首批先遣人员到达西安后,上海徐家汇火车站又迎来了首批浩浩荡荡的西迁师生。

  “幅员辽阔的国家,需要有知识的青年去开发。当时的观念就是我是个螺丝钉,把我安哪我就在哪。”怀着这种朴实的信念,刚刚留校做物理教研室助教、年仅22岁的胡奈赛,和1000多名交通大学教职工、家属、学生,登上了“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

  当年动力机械系的学生洪星华,至今保留着那天他们每个人都拿着的一张学校特制的、粉红色的“乘车证”,上面的图案是一列向西疾驰的火车,证上面醒目地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这正是胸怀报国热情的西迁创业者们立下的神圣誓言。

  1956年9月,一年级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新校址报到。9月10日,学校在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此时,交通大学在西安共有学生3906人、教职工815人、家属1200余人,一所6000人的现代高等学府从此扎根在千年古都。

  西迁路上

  根植心灵的家国情怀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西行的列车经过40个多小时的长途奔波,开进了西安车站。然而,等待西迁师生的不再是繁华的都市、舒适的生活,而是拓荒的艰辛和困难。

  史维祥回忆,师生员工刚到西安时正值8月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溅衣。“学校还在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大家形象地称‘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

  西迁初期的交大,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仍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周围是荒郊。白天有兔子跑,入夜可以听到狼叫。校门口来去的多是马车、驴车,进城是一条疙疙瘩瘩的石子路。

  当时校区的路还未建好,从教学区通往学生区,要跨一条长达20米的深沟,师生们来往要走临时用竹排搭成的浮桥。遇到下雨天,道路泥泞,桥面很滑,好多同学都在那里摔过跟头。然而,每天来来往往的师生们却情绪饱满,嘴里哼着欢快的歌儿,脚下踩着咯吱作响的竹排。

  当年的师生对“草棚大礼堂”记忆犹新。那时没有活动场所,工人们用从南方运来的毛竹搭了个能容纳5000人的大礼堂;就是在这个简陋的活动场地里,师生们开过大会、听过报告、放过电影、演过节目。

  环境的艰苦没有让交大人退缩,张寰镜、赵富鑫、吴之凤、黄席椿、严晙、沈尚贤、朱公谨、孙成璠、沈三多、陈季丹等等一批著名老教授自愿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处理掉上海的“洋房”,携老将幼,慷慨西行。

  “我的系主任钟兆琳教授德高望重,是钱学森的老师,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奠基人。”  西安交大原党委书记、84岁的潘季教授回忆说 ,1956年搬迁时,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兆琳先生年过花甲,身体不好,夫人又病卧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但钟兆琳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如果从交大本身讲,从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者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他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把瘫痪在床的夫人安顿好,满怀豪情地带头奔赴大西北,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

  一级教授陈大燮,是我国著名的热工专家。迁校时,他卖掉了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为建设和发展西安交大呕心沥血,辛苦工作了一生。

  数学教授张鸿,早年留学日本。西迁时他携病妻弱女,率先来到西安创业,以满腔热情,不分昼夜地投入紧张繁重的建校工作。

  负责西迁安装工程的吴有荣教授,顺利完成任务后本可以留在上海,他却毫不犹豫卖掉华山路上的洋房,携全家西迁,成为西安交大第一批西迁的23名教授之一。

  殷大钧教授家有88岁的老母,自己患有胃病,他克服困难,动员全家,带领老母一家6口人迁到西安……

  年纪最大的西迁员工,是66岁的沈云扉先生;同济医学堂出身,医术精湛,蜚声沪上,当时与侄子沈伯参一同担任交大校医。西迁时他动员沈伯参夫妻一同报名。彭康校长再三劝他留在上海,他微笑着婉拒了,来到西安后他立即投入医务所建设。

  中青年教师也争先恐后。周惠久教授的爱人当时在上海已是有名气的医生了,可为了周先生的事业,他们一家全来了。 教师沈德贤一家人在上海有一套高级住房,夫妻俩工资待遇丰厚。考虑到家庭因素,学校已确定沈德贤可留在上海。但是沈德贤不但自己主动要求来西安,还动员他的爱人一起来,他们将上海住房捐献给政府,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来到西安。住房缩小了,福利待遇降低了,全家人却无怨无悔。

  中国机械故障学的奠基人之一屈梁生院士举家西迁。在西安,他度过了吃野菜喝苞谷糊糊、闹浮肿病的三年困难时期。几十年间,他的多项发明成就被广泛应用于电力、化工、冶金行业,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屈梁生曾欣慰地说:“好时代给我创造难逢的好机遇,使我终于有机会为国家建设做点事。”

  83岁的丘大谋教授,1955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内燃机专业,留校任机械零件教研室教师。“在上海交大这四年,我们受到非常好的教育,而且我们都享受国家助学金,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丘大谋教授说:“当时我觉得是国家培养了我,现在国家建设召唤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到西安去参加大西北建设,做西部建设的排头兵。”

  “当时交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史维祥动情地说:“西迁不仅体现了交大人‘工业救国’的使命担当,也彰显了交大师生爱国爱校、顾全大局,明大理、识大体,一心为国、不计得失的家国情怀。”

  忘我拼搏

  幸福是靠奋斗得来的

  “逝去的岁月啊,你的脚步何其匆匆,如今对镜观白发,勾引起许多往事。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西迁建校的动人岁月。”

  从繁华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西安,尽管师生员工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身临其境后,仍发现困难比想象的多。特别是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日用品短缺,副食供应匮乏,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上海相比反差更大。

  史维祥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了煤气管道,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主食吃杂粮,每月每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一些日用品如牙膏粉、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买来。“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大家都精神振奋,以苦为乐,决心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早日恢复交大的教学科研,为建设大西北贡献一份力量。”

  踊跃西迁的力学专家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专业的兴办和发展上。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钟兆琳教授年过花甲,孤身一人天天吃集体食堂,却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并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

  “每当回忆父亲时,首先冒出来的,就是夏夜书桌前左手摇着大蒲扇、右手不停疾书的印象。”西安交大退休教授黄上恒的父亲黄席椿,是著名的电磁场理论与技术专家。在黄上恒的记忆中,西迁建校时父亲白天很忙,除了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承担教学任务,读书和写作通常放在晚上。当时,黄席椿在师资力量、实验条件几乎为零的基础上,主持创办了无线电工程系。随后,开始培养无线电电子学研究生,开展对流层电磁波理论应用研究,收获系列重大成果,开创了我国瞬态电磁场研究事业。

  “当时学校一边建设新校舍,一边在简易大教室为学生上课。我们的力学课是面向全校一、二年级授课的,任务繁重,教师数量也很少,但学校各科目的教学工作却丝毫没有耽误。”  谢友柏院士回忆说,不仅如此,他们在缺乏经费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克服种种难关,创造条件开展科研工作。

  当时他们教研室没有科研设备、没有实验室,创业很不容易。1957年夏天,谢友柏找到一本苏联中央工艺研究院的小册子,于是就按照这张图自己动手来设计实验室。

  “当时国家论证怎样建设长江三峡水电站,这么大的机组,最大的挑战是推力轴承,这正好是我们的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立刻参加了这个研究。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累,常常几天都没有睡觉,实在困了的话,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地上躺一躺。”

  迁校西安后,谢友柏和同事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艰苦环境中建设实验室,寻找科研机遇,艰苦创业,全力创新,把一个研究小组发展成研究室,最终成为在流体润滑理论、轴承技术和转子—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蜚声国内外的知名研究所。

  几乎同时,计算机专业也在于怡元、郑守淇以及鲍家元等人的带动下创建起来。81岁的鲍家元教授回忆说,1954年他进入交通大学学习,3年后提前毕业,被派往素有中国计算机行业“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培训班学习。1958年回到西安后,鲍家元和同事们一起紧锣密鼓地筹办计算机专业。

  “那时大家废寝忘食,一边拿着讲义上课,一边还要编写教材。”由于计算机领域发展很快,当时美国、苏联都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因此半路出家学习计算机专业的鲍家元说:“我们无人依靠,只能靠拼命,只能靠自己!”

  1961年,交大计算机教研室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人自己编写并最早正式出版的计算机原理教材之一——《电子数字计算机原理》出版了。从教研室“110”的代号中受到启发,他们将教材作者定名为“姚林”。

  忘我工作,埋头苦干,不惧困难,勇于创新。兴庆湖畔,一座科学殿堂逐渐有了模样。

  西迁后,周惠久教授担纲成立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室。当时周惠久坚持科研不松懈,提出了“小能量多次冲击”理论,大幅度提高了机械零部件的使用寿命,为我国机械工业节省了大量的资金成本,在全国机械行业刮起了一股“小能量多冲”风。1965年,在北京举办的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这个研究成果成为当时的“五朵金花”之一。

  唐照千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带领力学系一批中青年教师,1959年研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台频谱分析仪。他们再接再厉,1962年建立的结构动力分析的新思想,为现代力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年仅27岁的俞茂宏教授,破解基础力学理论领域的世界性难题,提出并发展形成双剪统一强度理论;此后潜心研究20年,成为第一个写入基础力学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

  屈梁生教授一心执着教学和科研,首创全息普理论,成为中国机械故障学的奠基人。

  汪应洛率先将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三个领域融会贯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

  陈学俊院士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使得西安交大成为两相流与传热方面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高校。

  在胡保生和万百五等教授的带领下,1958年西安交大在国内首批创建了自动控制专业,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专业之一。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这归功于大家都有一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回首往事,谢友柏院士感慨道:“交大西迁后能干出那么些成绩,这种精神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创业者奋斗的艰辛和奉献精神令人永远难忘。这其中蕴藏着西安交大人的‘西迁精神’,这就是勤奋踏实、乐于牺牲、勇挑重担、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创业、无怨无悔的精神。它不仅是西安交大,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张迈曾这样评说。

  西迁精神

  永远飘扬心中的旗帜

  “60年前过境迁,弹指一挥间。真感叹,西迁故交桑榆落;却迎来,满园桃李旭日升。”

  62年过去了,当初西迁时种下的梧桐树经历风雨,枝叶擎天。许多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如今的耄耋老人。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的生命就终止在这里,风骨永远地留在了这片黄土地上,他们用理想和青春铸就的西迁精神在一代一代地延续着。

  当年西迁时的年轻教师马知恩教授,已经83岁高龄,曾获得首届国家教学名师称号。如今他退而不休,被学生们赞誉为讲坛“常青树”。2011年,马知恩教授和一批西迁老教授担纲创立了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围绕师资培训、教学研究、评估咨询、示范辐射做了大量工作。

  马知恩清楚地记得,1956年迁校到西安,自己第一次讲课,那是一堂210人的大课,副校长张鸿与教研室主任陆庆乐也去听了这堂课,并对他进行点评帮助。“当时对教师要求非常严,新入岗的教师要先接受辅导,听老教师的课,带学生习题课,锻炼三年,优秀的才能给学生上课。所以教师基础打得牢,教学团队的优秀教育理念一代一代传下来。”马知恩教授说:“交大一批老教授不仅学术拔尖,还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当年他们响应国家号召,远离故土,放弃舒适生活,全身心投入西部建设,这种精神十分宝贵。在他们带领下,我们这批人慢慢成长起来,也要用这种精神影响后来人,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在新教工培训课堂上,马知恩老师指导我们如何教学,朱继洲老师给我们讲解西迁的历史,胡奈赛老师对我们的试讲逐一指导。马知恩老师在报告前后都给我们这些年轻人鞠一躬。这样一个深情的动作,凝聚着一位老交大人的厚重情感,他寄望我们能够将交大的精神传承下去,接过建设交大的重任,在新的时代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交大人的使命担当,看到了老一辈的交大人对于振兴交大、民族发展的殷切期望。” 西安交大青年教授张明明说,在西安交大有一批像马知恩、朱继洲、胡奈赛这样的老教授,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交大,在耄耋之年依然继续为交大的发展发挥着余热,爱国爱校、无私奉献的精神让年轻一代深受鼓舞。

  蒋庄德院士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他记得在交大读研的时候,他的老师屈梁生院士总亲切地叫他“小蒋”。与屈梁生院士深夜讨论、与卢秉恒院士在车间同甘共苦……回忆起与老师交往的细节,蒋庄德至今历历在目。

  “每个人都会有双鬓斑白的时候,但是我们如果把知识传下去,把为祖国奉献的精神传下去,我们就永远是年轻的。”蒋庄德院士说。

  1999年师从蒋庄德的赵玉龙,如今已是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长江”“杰青”双料教授。他依然谦逊:“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是交大人的魂。治学如做人,我的老师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也有责任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亲历、见证了交大建校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节点。60多年后,他们早已离开工作岗位,却仍心系学校发展,为学校改革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2017年11月30日,史维祥、潘季、胡奈赛、朱继洲等15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西安交大将继承和发扬“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继续扎根西部,为西部大开发输出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的决心。

  12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我们写信的主旨,就是希望中国知识分子到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奋斗。”潘季是15位写信的老教授之一。他说:“当年西迁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都不觉得苦,都积极投身到学校建设和发展上,作为知识分子就是要有这样的爱国情怀,将国家命运与自身相联系,为国家发展作贡献。交大是为救国而建立,西安交大是为爱国而西迁,听党指挥跟党走,这就是交大人的爱国情怀。爱国奉献一直是交大的优良传统,当年的爱国情怀体现在救国,现今的爱国情怀就是要强国。”

  参与写信的胡奈赛教授,虽然1994年就已退休,但至今仍在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担任专家,每天穿梭于不同的课堂,指导不同的年轻教师;现在仍每天到校园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上班,为青年教师搞好教学和科研出谋划策。“在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师辈们办学就是为了救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人,办学是为了建国。现在的学生,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强国。”胡奈赛说,“不管是救国、建国,还是强国,都是爱国,咱们都是为了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情怀。”

  参与写信的朱继洲教授曾多次被年轻人追问:“你们西迁过来的那代人牺牲了那么多的幸福,后悔吗?”“我的回答是,无怨无悔!因为虽然牺牲了许多物质方面的幸福生活,但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在这片黄土地上建成了一所这么好的大学,我们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用无私奉献换来了辉煌的成绩,内心是欣慰的。”

  “当年我要离开上海,去西北高原安家落户,已届花甲之年的母亲默默无语地为我准备行装。她深深懂得,我们之所以能上大学,完全是靠国家的助学金,是国家的培养。现在毕业了,就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为国家效劳。”朱继洲说:“我们从苦难中走来,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这是责任,也是使命。”

  “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几代人的传承下,业已成为飘扬在新一代心中的旗帜。

  2014年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陈小明,来自浙江杭州,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教授。当得知他要回国工作,周边人建议到东南沿海高校。但是,陈小明依然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安,来到母校交大。很快他就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一项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基金,并作为科研骨干参加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军委装备发展部装备预研共用技术等两个项目。

  陈小明说:“人总应该有点情怀、有点理想。我们不能脱离客观实际谈理想和情怀,但是我想,在事业平台和工作保障相近或相差不大时,年轻人更应该传承和发扬胸怀大局、艰苦创业的精神。我们应该把青春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西安交通大学,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在“西迁精神”的熏陶和感召下,交大学子把服务西部、建设西部作为一种荣耀。据统计,西迁以来西安交大的毕业生已近25万人,其中40%以上在西部奋斗,分布在教育、医疗、电力、军工等各个领域,大多是行业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

  “学校成立了‘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汇聚了36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所高校,在科教协同、文化交流方面展开了广泛合作。学校大力推进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建设,打造拉动西部地区发展的创新高地。”15位教授在给总书记的信中,专门汇报了西安交大的二次创业。

  2015年,西安交大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大学“丝路精神”,倡导成立了“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吸引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所高校加盟。如今,西安交大正积极打造一个“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框架下的“中国丝谷”,进一步促进丝路沿线国家的学术发展与文化交融。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是“西迁精神”在新时代下引领交大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格局的又一创新举措。“未来这里将集聚不少于3万人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吸引不少于5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在此设立研发中心、技术创新联盟。”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表示,交大人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这将是西安交大的第二次腾飞!

  打造“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服务“一带一路”西部区域创新需求,领衔高端制造装备“大国重器”自主创新……西安交大这棵“西迁大树”,不仅根深叶茂,而且正在辐射更广阔的天地。西安交大人说,“西迁精神”一直在路上,交大师生时刻准备着,为了祖国的需要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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