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

　　狐狸多给人狡猾、奸诈之感，狐假虎威的成语也常被用来比喻倚仗别人的威势吓唬、欺压人。关于狐假虎威的文字记载，最早出自《战国策·楚策一》，距今已流传了两千多年，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楚宣王、江乙和昭奚恤。

　　昭奚恤何许人也？战国时楚国令尹。令尹在我国历史上，其职权在不同时代有着天壤之别。明清朝的令尹，其实就是一县之长，在不同朝代曾有县长、县令、知县、县尹等称呼。而在战国时代的楚国，令尹则是其设置的最高官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也就是俗称的丞相、宰相或相国。

　　江乙时为楚国一名大臣。

　　有一天，楚宣王问众臣：“我听说北方的诸侯都十分惧怕昭奚恤，是不是这样啊？”群臣哑然之际，江乙挺身回话：“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见楚宣王听得认真，江乙继续说道：“大王现在的国土方圆五千里，拥百万将士，却由昭奚恤大权独掌。所以，北方诸侯并不是害怕昭奚恤，而是害怕楚国强大的军队，就像那些野兽害怕老虎一样。”这就是“狐假虎威”最早的文字出处。

　　关于昭奚恤与江乙的相关记载，最多的出自《战国策·楚策一》，却也不足两千字。从侧面可以印证其“真实性”的文字，源自《资治通鉴》和刘向编撰的《新序·杂事一》。流传下来的这些史料中，作者对昭奚恤与江乙几乎都没有评价，笔墨多限于“就事论事”，但细心品读，仍不难看出江乙乃狡诈、奸佞之辈，昭奚恤是不失睿智与忠诚的贤良辅臣。

　　刘向在《战国策》中曾这样记载：“江尹欲恶昭奚恤于楚王，而力不能，故为梁山阳君请封于楚。”楚宣王允许了江乙为山阳君封地的请求后，昭奚恤谏言，山阳君对楚国并没有什么贡献，不能封地。如此，江乙得到了一位能和他一起诋毁昭奚恤的同党，并和山阳君联合离间昭奚恤与楚宣王的关系。

　　明察秋毫的楚宣王没有听信谗言，江乙有些猴急，他随后使出了天下小人都擅用的招数——诽谤。他对楚王说，有一个人很喜欢自己凶猛的狗，这只狗在往井里撒尿时被邻居看见了，邻居就想去告诉主人，“狗恶之，当门而噬之。邻人惮之，遂不得入言”。在魏国围攻赵都邯郸时，如果楚国能够攻打魏国的大梁，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昭奚恤当时收受了魏国的贿赂，使得楚国失去了一次良机，“因为我当时在魏国，知道昭奚恤受贿的事情，所以他非常怨恨我，不让我接近大王啊”！由此可见，江乙乃奸佞之徒。他在侍楚王前曾效力魏国，故与魏山阳君关系亲密，史料中多有记载。感情深不假，但现在有人称江乙时为魏国“奸细”一说，从行文的先后顺序上推断有些颠倒，着实缺乏凭据。

　　三闾大夫中的“三闾”，包括“昭”、“屈”、“景”三族，都是楚国王族的分支，昭奚恤便是“昭族”中的杰出人物。《资治通鉴》中也有昭奚恤被江乙喻为“挡门狗”的故事，时过约１４００年，司马光的笔锋冷静得出奇，从中读不出昭奚恤与江乙的品德差别，只能感觉到对楚宣王的肯定。

　　昭奚恤在距楚宣王时代３００多年后的刘向笔下，无疑是难得的忠良贤臣。除了《战国策》中“因为一句不相干的话语”，昭奚恤担心门客购房而让人错误联想到一场官司的胜负，并因此斥责门客外，刘向在《新序·杂事一》中将昭奚恤的睿智与忠良刻画得活灵活现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急于问计。昭奚恤分析曰，“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不在宝器”，楚王遂命他全权负责此事。经过昭奚恤的精心安排，秦国使臣在楚国被昭奚恤礼貌而充满威严的言辞深深震撼，“惧然无以对”。回国后，使臣禀报“楚多贤臣，未可谋也”。秦王详细听取使臣汇报后，“遂不伐楚”。刘向在文章最后感叹、赞扬道：“《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斯之谓也。”

　　由此，被世人频繁使用的这一成语，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狐假虎威”，其“狐”也曾被人喻为“好狗不挡道”的“狗”，源自奸佞之辈对忠良贤臣的嘲讽与影射，２３００多年前的这只“狐狸”，与当下使用“狐假虎威”时的源体，多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