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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的“西北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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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年6月2日 ] -- 文化纵横 -- 版次:[ 10 ]
西安事变前的“西北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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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西北特支支部书记谢华(资料图片)

  东北沦陷五周年纪念会后的游行 (资料图片)

  中共西北特支活动地点——西安许士庙街26号   (资料图片)

  □贾秋玲

  1936年4、5月间,在杨虎城十七路军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十七路军宪兵营中共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任书记,委员徐彬如、李木庵。鉴于陕西省委屡遭破坏,西北特支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组织关系,归中共中央直接领导。1936年12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西北特支奉命撤销。在短短的8个多月里,西北特支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义为掩护,广泛联系各方面进步人士,领导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多次组织和发动了各种形式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把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次次地推向高潮,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还领导着苏北鲁南中共组织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并开展十七路军的兵运工作。

  据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的回忆录(现存于西安市档案馆)记载,中共西北特支成立后,先从西安高中、西安师范的学生运动入手,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接着又在二中、女师、女中、一中、民立中学等校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同时还把西安以外的三原三中、女中和汉中、兰州的一些学校也组织起来,成立了教职工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1936年6月1日,为了统一行动,中共西北特支把西安各救国会组织起来,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负责人先后由谢华、杨明轩、徐彬如、李木庵等西北特支负责人担任。“西救”的成立,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支持,其半公开的活动方式,为西北特支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西救”在西安建立和领导的救亡团体有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安妇女救国会、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以及西安近郊和长安县的农民抗日救国会等;7、8月间,在华丰面粉厂和大华纱厂、《西北文化日报》社组织了工人救国会和回民救国会等,8月又领导成立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1936年9月18日,西北特支以“西救”的名义,组织流亡在西安的东北同胞及西安各界民众一万余人召开了东北沦陷五周年纪念大会,大会气氛悲壮激烈,与会群众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早日抗日,收复失地。紧接着,在西北特支的帮助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救”)成立。不久,西安师范学潮爆发,国民党当局派军警进行镇压,逮捕罢课学生。西北特支通过“西救”发动学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撤换了压制学生运动、长期克扣贪污学生伙食费的西安师范校长田杰,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西救”与“东救”密切配合,西安地区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活动一浪高过一浪。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消息传来,西北特支立刻指示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西安队部做好鲁迅先生追悼大会的筹备工作。11月7日,西北特支通过“西救”和“东救”发动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七八千人,在西安革命公园隆重举行了鲁迅先生追悼大会。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杜重远先生应邀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和革命精神,与会群众深受感动和鼓舞。大会刚开始不久,国民党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便带领武装警察和宪兵冲进会场,企图阻止大会的召开,与会群众群情激愤,大声斥责马志超之流的卑劣行径,要求他们滚出会场。马志超等人迫于群众的声势和压力,只好带着警察宪兵灰溜溜地走了。鲁迅先生追悼大会的圆满召开,教育和鼓舞了群众,有力促进了西安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1月15日,绥远抗战爆发,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取得“百灵庙大捷”。消息传出,全国各地人心振奋,纷纷发起援绥抗日运动。西安学生为声援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抗日斗争,自觉行动起来,半天上课,半天募捐,有的学生甚至携带捐款和慰问品奔赴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受到傅作义的接见。“东救”一方面致电慰问抗日将士,希望他们乘胜前进,痛歼日军,一方面积极宣传援绥抗战的影响。西北特支根据群众高涨的抗日情绪,以“西救”的名义,和“东救”共同发起召开了西安各界援绥抗战大会。大会发布宣言,主张国共两党速停内战,开赴绥远前线,援救绥远,共同御敌。大会还动员各界爱国人士为绥远抗战的将士捐款捐物。会后,“西救”和“东救”派出慰问团,携带募集的捐款和物品赴绥远慰问。车向忱(“东救”领导人之一)等人从绥远慰问返回后,即向东北军及报界介绍了前方将士洒热血、捐身躯、众志成城与日寇战斗的激烈场面,更加激发了西安各界爱国人士的抗日斗志。

  在援绥抗战的热潮中,“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中共西北特支、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利用纪念“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的机会,由西安学联和“东救”、“西救”出面,发动西安学生举行游行请愿活动。1936年12月9日,以学生为主体的西安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游行请愿指挥小组(由中共西北特支与中共东北工作委员会组成)的组织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集会。纪念大会上,“西救”代表宣读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战、停止内战的宣言》,得到与会群众的一致拥护。会后立即派代表向“西北剿总”递交了请愿书。接着,整个队伍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他虽然同意转达请愿要求,但又指责学生“不应谈论抗日,干预国政”,引起学生极大的不满。此时,又传来反动宪警开枪打伤一名东北竞存小学学生的消息,更加激起了游行请愿群众的愤怒。于是,游行请愿指挥小组临时决定,徒步去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游行队伍冒着刺骨的寒风浩浩荡荡向临潼进发。杨虎城将军为了学生的安全,派特务营随之行动。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下令派兵在东郊十里铺、浐河桥一带堵截,且扬言不听劝阻者“格杀勿论”。为避免学生流血,张学良马上驱车赶到十里铺,以天色已晚、路途不安全为由,劝阻学生返回。前列的东北流亡大学生听到张学良的劝阻后高呼“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愿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游行的女生相继号哭,接着,由队头到队尾,万余人都哭了起来。群众连哭带喊:“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路旁的行人、张学良的随从也都一起流泪。张学良也抑制不住感情掩面而泣,随后,他深情地对学生们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要迫切。”“你们所提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大家请愿。”“一个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学生请愿的目的基本达到,返回城内。这次学生请愿,对张学良、杨虎城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有直接影响。三天以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北特支在组织领导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通过先后建立起来的秘密联络站——莲湖食堂(位于西安莲湖公园,1936年7、8月开始营业)、秘密红军联络站(1936年8月毛泽东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后建立,地点在国民党“剿共”军官家属院)接送来往于陕北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间的干部、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并向陕北苏区运送药品、生活用品等急需物资,在掩护党的活动、负责交通联络、情报传递和物资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给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红军以很大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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